它们是：法律的一般性、法律要公布、法律不溯及既往、法律要明确、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法律要有稳定性、官方的行动要与法律一致。

而持此立场的法学家则设想或者要求，法律应该以独立的力量发挥对社会的调整作用。在二百多年前，西方社会有过一个严格法治阶段，法律解释的独断性是这时候法治的基本原则。

建立在根据法律思考基础上法律决断论或者称之为独断性的法律解释，在法学中已经成浪漫主义的理想。法律世界与外部世界密切相关，这种关系就是一种不断沟通的过程，而非单向的信息流动。法律方法论的目的在于给法律参与者（法官、律师、行政官员和公民）提供关于解释技巧的实践性建议，以用于解释各种法律文本。[9]参见前引[6]，第165页。法治原则、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等法律要素，在法律作为修辞的场景下被激活了。

无论沟通论者为司法设计多么完美的探究过程，但法律解释只有一个主体有权得出独断性结论。我们知道，文本性的法律是一种语言的表达。[15][英]T.A.0.恩迪科特：《论法治的不可能性》，《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3期。

法的属性是明确性和模糊性的统一，模糊性和明确性始终并存于人们对法的认识的全过程。[2][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第17页。模糊法学以模糊逻辑为理论基础，以模糊集合、隶属度为基本范畴，以模糊算子为分析工具，客观面对法的模糊性，可以解释千百年来困扰人们的诸多法律疑难问题，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和功能。在实践中每天发生一些问题，这就证明在这些问题上还存在着含糊之处，并且使最伟大的政治学家深感为难。

UA (u)的值越接近1，表示元素（行为）u属于模糊集A（贪污罪）的程度越高。又如，在司法领域引入模糊推理系统的处理工具。

相反，以一项详尽具体的法律取代一项模糊的法律，并不必然将社会朝法治理想推进了一步。如果法治理想要求每一个法律人都能够就这类问题给出一个精确的答案，那么它自身就难以首尾自洽。这样，恩迪科特教授完全站在了模糊法学的立场。在模糊推理系统中，规则的某一前提可不同程度地为一类事实所匹配。

换言之，法律事象只是当且仅当被人类运用语言思考时，才会生成万千镜像，确定性也好，模糊性也罢，均在认识论视阈涌动突显，汇集成流，催人抽刀断水。联邦党人留下了对事物模糊性的经典咏叹：当上帝本人用人类的语言对他们说话时，他的意思虽然一定是明确的，但是通过传达的朦胧媒介，也会给他的意思弄得含糊不清，疑问多端。前者侧重于事实解释的协调性，在这一项目中研究者试图借助人工神经网络来模拟陪审团对谋杀案件的判决，而且这一案件是已经发生在美国加州并由当地法院作出判决的真实案件。三是，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模糊法学的价值和功能。

揭示和解释法律的概念、规则和原则的模糊性。在模糊度的范围内，允许解释者和法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多种可能的解释和推理结论中作出选择。

一部精确的法律可能是远离或者紧贴这一理想，或者两者都不是。二是津立相关模型，直接提供为立法与司法提供处理模糊性的工具。

[4]与哈特分歧更大的德沃金也无法彻底否认法律的不确定性，他主张法官应有时这样做，有时那样做。模糊法学的技术应用价值在部门法中非常突出，笔者对法的模糊性进行系统的研究并提出模糊法学的概念后，在学界引起了共鸣。然而，这些模型被法学家掌握，则是学理解释。量子理论解释微观世界物体运动独辟蹊径，所以它成就爱因斯坦千年风云人物的声名。[6]当代美国学者克斯可(Kosko）指出：法律体系是模糊规则和模糊原则的迷宫（labyrinth)，法律条款和边界是模糊的。法律必然(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是模糊的。

认为研究法的模糊性也只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完全是没有学术出路与前景的独语自娱。只可惜，法精确性的严格法治主义思想的滚滚红尘掩盖了模糊性思想的寂寥。

然而，恩迪科特教授悬疑小说式的叙事方式，着实和所有人开了个玩笑。造成这种矛盾心态的原因有三。

而模糊性却是法律的一个本质特征。笔者提出模糊法学这一概念，是基于方法论意义上的考虑。

[5]而同一时期的另一美国著名法学家弗克兰甚至彻底否定法的确定性，认为法律的确定性是人类的一种幻想，是一种神话—基本的法律神话，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曾经是，现在是，而且将永远是含混和有变化的。然而，恩迪科特教授并没有为人们提供一套处理模糊性的技术方案。进入专题： 模糊法学 。数学建模的方法，对建立者提出了思维和智识上的挑战，对使用者而言，可以坐享其成方便地使用。

[19]在行政法学领域、民商法学领域、经济法学领域、国际法学领域、知识产权法学领域均有学者对此作了专门研究。法的确定性和精确性长期以来一直成为统治法学理论的圣经。

种种判罚均能从UA这一模糊集合中找到对应的答案。一是在运用模糊集合、模糊算子解释特定现象的基础上，提供解释工具间接为立法和司法提供有益的参考。

[17]徐德华专门论证了模糊性是刑法的基本属性。因此，需要尽量处理法律的模糊性，实现富勒所谓法的八大属性之一的可预期性

[8]1967年8月5日，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揪斗，他捧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应当尽快启动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改工作，完善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的职能和职权体系。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平等选举和普遍选举是选举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方向。县级以上各级地方政权是一个由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等构成的完整的权力体系，削减任何一种权力要素和职权部门都会不同程度地构成对地方政权完整性的损害。

二是构建中央与地方的宪政关系，包括民族区域组织法、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等。这既是选举制度的完善，也是公民选举权的发展。

或者可以这样说，中央与各类地方的关系都要遵循主权统一和适度分权原则。七八宪法左的政治色彩仍然很浓，而宪政精神明显不足。

但自1950年代后期，五四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体系就失去了意义，政治运动使公民的基本权利根本无法获得宪法保障。就第三个方面而言，根据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修改游行示威法和戒严法，适时制定有关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的法律，应当成为宪法相关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